通过增量思维，洞察商业本源及动态环境变化的结构性机遇，为产业与资本带来新增量价值。

  1. 俄乌冲突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明线很清晰，一个是产业端供给冲击，一个是资本端价值缩水；

  2. 俄乌冲突暗线的影响则更长期复杂，背后是大国博弈，中、美、俄、欧四方力量的再一次动态平衡；

  3. 美国或是短期的赢家，但长久来看中国也不会损失，恢复和平后，任何一个国家都将更需要与客观、公平、公正的中国进行更紧密的长期合作；

  4. 俄乌冲突外，外部对中国经济将造成较大潜在影响的便是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

  5. 虽然，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但是，长久来看美国依然会回到靠债务驱动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模式，货币大放水，且覆水难收；中国经济只要坚持“以我为主”，实现稳健的经济基本面，这将是抵御外部冲击的最好良药；

  6. 内部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短期不确定性的本质原因，是去年以来多行业政策调整出现了“非意图的结果”；

  7. 房地产行业调控在近两年明显出现了非意图的结果，落地执行时的动作变形，本质上是认知产生偏差。房地产行业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需要精准调控，而不是全面调控；

  8. 关于赴海外上市，支持各类企业到境外上市，实现融资发展的大方向是确定性的，不会变；

  9. 反垄断不是反平台经济，平台经济依旧需要高效发展，去参与未来的国际竞争；

  10. 政策层面强调的是“精准”，但在执行层面、市场理解层面更多的则是“全面”。未来，精准的调整依旧会继续，并且会更加精准；

  11. 中小企业是当前经济稳增长的最大痛点，恢复中小企业的信心不能拖，拖久了就会“哀莫大于心死”；

  12. 对于企业家而言，悲观没有一点价值，理性客观才能有所发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我们要看到更多确定性的未来。

  自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已过去一个多月，双方依旧处于胶着状态。对俄乌冲突后续走势以及对全球经济影响做多元化的分析的专家很多，仁者见仁。但从对中国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两条线，一条明线，一条暗线。

  明线大家都看得很清晰了，一个是产业端，全球定价的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暴涨，对中国经济持续造成上游的供给冲击，中下游中小微企业因上游成本冲击依旧步履维艰；另一个是资本端，投资者避险情绪不断升温，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造成中国长期资金市场上市公司及中概股资本价值大幅缩水，影响上市公司后续投资发展的空间与信心。

  而另一条暗线所带来的变量才会产生更为长期的影响，背后的本质依然是大国博弈。中美作为世界经济总量排名第一、第二的两个超级大国，2021年在全球GDP占比分别达18%和23%，所以，当前全球最主要的矛盾，也就是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此次，俄乌冲突表象上看是俄乌两国的事，本质上是中、美、俄、欧四方力量的再一次动态平衡。

  在俄乌爆发战争前，拜登很早就提出，“绝不会派美军去乌克兰，否则会引发世界大战”。这不仅是给到俄罗斯一个清晰的信号，你可以放开手脚打，更是引诱着俄罗斯开战。近几年，被西方国家逼到忍无可忍的俄罗斯，便没有再多想，或者说再多想也是无济于事，不如直接开战。

  战争开始后，整个欧洲的恐惧感再次被点燃，美国不但可以联合欧洲对俄罗斯进行各种维度的制裁，也使得整个欧洲再次回到了美国的大本营。要知道，此前没有战争的北约近乎形同虚设，中德关系愈发紧密，法国想实现独立。

  而被制裁的俄罗斯，未来实现经济发展的更多依靠便是中国。所以说，一旦俄乌开战，短期最大的赢家可能就是美国，再次把欧洲拉回到自己的掌控范围以内。乌克兰作为西方的一枚棋子，最好的结局就是加入欧盟，但是不加入北约。而美欧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也并不是俄罗斯，而是我们中国。

  那么，从明线与暗线来看，中国经济会受一定的影响吗？答案是当然会，无论是产业端或是资本端，中国经济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在中、美、俄、欧形成新的动态平衡后，中国会有更大的损失吗？答案是一定不会。

  不会的原因有很多，但从最本质来看，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基因。中国文化基因有一大核心特征，便是倡导“中和”，《论语》记载孔子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中庸》有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天下最为根本的，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法度。达到了中和，天地就会各安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了）。知中守和是中国千年文明所积攒传承下来的文化基因，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所遵循的处世宗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直用“竞争”一词来描述中美的关系，而中国便一直表示不赞同，同时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以及“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

  面对俄乌冲突，明线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短期的，中国有充足的政策工具箱可以应对。而暗线上的影响，是相对长期与复杂的，但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相信当战争结束，恢复和平后，任何一个国家都将更需要与一个客观、公正、公平的中国进行更紧密的长期合作，这也是俄乌冲突背后长期最大的确定性。

  外部环境中，除俄乌冲突外，对中国经济将造成较大潜在影响的便是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

  3月17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0.25%-0.50%区间，为2018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开启了疫情后的新一轮加息周期。

  议息会议声明中提出，“近几个月来，就业增长强劲，失业率一下子就下降”“通胀高企，反映了与疫情相关的供需失衡、能源价格上涨以及更广泛的价格压力”等信息。同时，发布了最新的经济预测，下调了2022年实际GDP增速1.2个百分点至2.8%，上调了2022年PCE（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同比增速1.7个百分点至4.3%。

  此外，此次发布的点阵图显示，2022年将一共加息7次，一致认为2023年将结束加息。随后美联储临时主席鲍威尔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最快将在5月宣布开始缩表，速度将快于上一个周期”。

  据《美国联邦储备法》，美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为控制通货膨胀与促进充分就业。当前，相对于经济稳步的增长与充分就业，美联储更关心通胀问题。即便下调了经济提高速度目标，但对2022年的经济稳步的增长依旧充满较强的信心。

  虽然，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但是，美元真实利率并不一定会持续走高。且长久来看，美国债务驱动型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模式一旦开始，将难以终止，简单来讲，就是依然会回到靠货币放水驱动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模式，且覆水难收（20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将资产负债表从0.9万亿美元扩张至4.5万亿美元，危机过后，美联储推动“资产负债表正常化”，资产规模仅从4.5万亿美元下降至疫情前的3.8万亿美元。2020年疫情后，资产规模从3.8万亿美元左右，扩张至目前近9万亿美元，短短2年时间扩张2倍有余）。所以，当美国通胀问题解决后或将继续回到低利率环境，从而维持经济增长。

  短期来看，中国为稳经济将持续宽货币，而美国为抗通胀将持续紧货币，货币政策的反周期将使得人民币与美元的息差进一步收窄，或影响中国后续货币政策的主动性。

  但随着美联储加息的靴子落地，不确定性因素已转换为确定性，且美联储长时间的“预热”已使资本端的情绪提前得到释放。中国经济只要坚持“以我为主”，维持国内经济稳增长，受到的冲击将十分有限。实现稳健的经济基本面，这也是抵御外部冲击的最好良药。

  2022年一季度已即将过去，但我们依旧面临着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短期的三重压力，既有上文中所讲的外因，也有内因。

  从内部来看，使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短期不确定性的本质原因，便是去年以来多行业政策调整出现了“非意图的结果”，从而造成市场主体、消费者的预期转弱。

  非意图的结果在西方经济学史上已经存在了200多年，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强调的正是非意图的结果，这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而且在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发展与政策调整中常常会出现，但目前在中国少有研究。

  回顾2021年以来所进行的多行业政策调整，方向是对的，意图良好，但在落地执行时动作变形，最后结果却产生了较大的偏差。

  房地产行业调控在近两年明显出现了非意图的结果，且非意图的结果对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关于房地产行业调控，去金融化、房住不炒、打击房地产的投资属性以及降房价的政策意图是对的，但在落地执行时动作变形，出现了合成谬误。

  落地执行时的动作变形，本质上是认知产生偏差。在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时，房地产行业的各方参与者、市场主体逐渐形成了，“房地产是传统经济，有明显的发展弊端，中国经济实现高水平发展需要快速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应忍受住转型之痛”的认知偏差，而忽略了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实现高水平发展的重要之处。

  现阶段，房地产必然的联系到10%左右的城镇居民就业（不包括房地产上下游），而上下游则关系到近60个行业，涉及到千万的就业；房地产开发投资约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30%左右；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50%左右；房地产占中国居民总资产比重接近70%。

  有些声音会质疑，“当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所存在的强相关性，是因为我们依然处于城镇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是80%，而我们仅有64.6%，当我们完成城镇化进程之后，房地产将一无是处”。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城镇化率达到85%左右的美国。房地产行业在疫情前占美国GDP比重超过10%（而中国仅有7%左右），对美国经济周期的波动贡献在20%左右，且当前美国居民资产配置中房地产占比依然超过了25%。

  虽然部分数据较中国会降低，但绝不是一无是处。另外，这些看似冰冷的数据背后，是成百上千万居民的住房与改善住房的真实需求，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所以，在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一方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另一方面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并且是放在了七大政策部署中的结构政策部分中，这便是一个很清晰的“意图”——房地产行业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需要精准调控，而不是全面调控。

  此外，3月16日金融委专题会议提出，“关于房地产企业，要及时研究和提出有力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应对方案，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施”。

  表明一方面要守住房地产行业的底线，提出防范化解风险的应对方案；另一方面明确房地产行业的新方向，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施。我们大家都认为，相比于近期多地下调首套房和二套房首付比例、下调房贷利率等，这才是房地产行业更为长期的确定性。

  去年以来，大量的新经济企业对赴海外、赴美上市融资发展充满抵触情绪，同时，美股上市中概股也纷纷选择回到港股或A股。这便造成了大量行业独角兽企业，尤其是上市前通过美元基金融资发展的企业，后续资本化发展之路停滞，同时使得已上市中概股资本价值大幅缩水，持续融资发展的空间被大幅压缩。从内因来看，依然是有关政策所造成的非意图的结果。

  从具体有关政策来看，去年年底，中国证监会公布了《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备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对于法律和法规明确禁止上市融资、危害国家安全、存在重大权属纠纷、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等四类情形，明确不得赴境外上市。不额外设置门槛和条件，支持依法合规的境内企业利用境外长期资金市场融资发展”。

  同样，3月16日金融委专题会议也再次提出，“关于中概股，目前中美双方监督管理的机构保持了良好沟通，已取得积极进展，正在致力于形成具体合作方案。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各类企业到境外上市”。

  所以，对海外上市强监管，也并不是大量市场主体、企业所理解的全面监管，而是精准监管。但在政策落地执行以及市场主体理解时，产生了一定的偏差，最终监管的结果走形。可预计，后续会有更细化的企业海外上市相关政策落地，而支持各类企业到境外上市，实现融资发展的大方向是确定性的，不会变。

  去年以来，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同样产生了非意图的结果。首先，对平台经济反垄断，使其更为健康发展的意图是正确的。近几年，因平台经济巨头们控制着巨大的流量、资本以及用户数据。

  在供给端，能够最终靠强大的资本实力，快速做出更优化的商业模型，在需求端，可以通过源源不断的用户流量以及用户行为数据，将优化后的商业模型精准给到用户。在实现快速地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以下发展中的问题：

  第一，在竞争中形成了对整个商业经济价值端的零和游戏，线上挤压线下，线上平台入驻后的销售费率等成本远高于线下经营成本；

  第四，通过“无底线”的用户数据采集，进行大数据杀熟，形成单方面独赢而非平台与消费者共赢的局面；

  第六，通过强大的资本与数据优势，跨行业垄断式发展，挤压行业内别的企业健康发展的空间。

  但是，在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的20多年间，平台经济巨头们靠自身不懈努力的发展，使得中国在工业时代较落后的商业地位逐步实现了赶超，同时培养了10亿网民，提升了整体的商业效率，解决了大量高品质人才就业，扩大了中国经济的规模，数字化的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平台经济的带动。

  所以，对平台经济反垄断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政策意图是未解决上述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同时使平台经济更为长期健康发展。

  但市场主体，甚至行业内的从业者，产生了反垄断就是彻底反平台经济，“引导大型平台企业降低收费，减轻中小商户负担”就是让平台企业彻底给中小商户让利的认知偏差，最终造成了非政策意图的结果，部分平台经济不敢再往前迈步创新发展，开始大量裁员，行业内从业者也开始被动躺平。

  在3月16日金融委专题会议中，也再次明白准确地提出，“关于平台经济治理，有关部门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针完善既定方案，坚持稳中求进，通过规范、透明、可预期的监管，稳妥推进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红灯、绿灯都要设置好，促进平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

  关于资本红绿灯的话题，我们此前探讨的较多，这里我们就不再论述（可参考文章《张奥平：关键时刻，中国经济要避免“合成谬误”》）。重点是“提高国际竞争力”，这代表平台经济，在实现新的平稳健康发展的前提下，依旧需要高效发展，去参与未来的国际竞争。

  过去一年以来，还有很多领域政策调整出现非意图的结果，而仔细研究会发现，其中大部分最大的矛盾点出在，政策层面强调的是“精准”，但在执行层面、市场理解层面更多的则是“全面”。未来，“精准”的调整依旧会继续，并且会更精准，市场层面也需要理解，非意图结果逐渐意图化是长期的确定性趋势。

  近期，我们在与市场主体，尤其是很多中小企业交流时，发现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依旧较弱，充满悲观情绪，有的是因疫情所造成的业务难以开展，有的是因没有充足的新项目订单不敢融资发展等等。但从更本质来看，皆是由上文中讲到的内外因所造成的短期不确定性，而看不清长期发展的方向。

  所以，对于各部门各地区有关政策制定者而言，在避免合成谬误的前提下，依旧需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稳市场主体信心的政策。例如，给到企业面临上游原材料供给冲击，以及人力成本难以负担的专项补贴；或政府部门采购一些项目，将订单给到有能力高效完成的中小企业等。

  因为，中小企业是当前经济稳增长的最大痛点，恢复中小企业的信心不能拖，拖久了就会“哀莫大于心死”。所以，相关积极的政策力度再大都不为过。

  对于企业家而言，悲观没有一点价值，理性客观才能有所发展。2022年将是确定性的宏观政策发力期，下半年之前中国经济也会走入新一轮复苏期。作为企业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我们要看到更多确定性的未来，更应拾起信心，走在经济周期的曲线之前，寻找结构调整背后的新增量机遇，这也是企业家精神的所在。

  *本文作者张奥平系经济学家、创投专家，增量研究院院长、增量资本创始人，同时兼任人民网人民创投专家咨询委员会特聘专家、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青企协特聘经济顾问、中关村数字文化产业智库专家委员、越南建设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长江商学院金融学会特邀讲师等，2021年获南开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青年经济学者。